江西省瑞金市有一条苏维埃大道，著名的红色景区叶坪革命旧址群就坐落在这条大道旁。本报特别报道组到叶坪革命旧址群采访是在3月5日，当天是周末，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一苏大”会址位于叶坪革命旧址群的核心地带，因为会址内每天有历史情景剧演出，因而总是聚集着很多游客。会址内的中间区域是主席台和座椅，两侧则是由木板隔开的一间间办公室。其中一间比较特别，因为门板上挂着一个控告箱。控告箱右上方的木牌标明了这间办公室的名称——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设立工农检察机构，是苏区为杜绝官僚腐化，构建清正廉洁的执政风气所做出的重要举措。
那么，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究竟是怎样一个机构，又是如何勠力反腐的呢？就从那个小小的控告箱说起——
在党的纪律发展史上，“苏区控告箱”是一个重要名词。透过它，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苏区反腐的细节。
顶部：各位工农群众，凡是一切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盖好私章才能作效，没有私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收，完了。
左侧：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实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时要将被控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作处理。
右侧：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由上述文字可见，控告箱是由工农检察部下设的控告局设立的。瑞金红土地文化研究会会长严帆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1932年9月颁发了《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和纲要》，其中第四条指出，在工农集中的地方，控告局可设立控告箱，以便工农群众投递控告书，还可以指定不脱离生产的可靠工农分子，代替控告局接收各种控告。”
控告箱的作用有多大？1933年轰动苏区的“左祥云贪污公款案”就是根据控告箱收到的举报材料展开调查的。严帆说，像这样的控告箱，当时挂遍了整个苏区，有效遏制了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
严帆透露，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苏区后，军队大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物品，控告箱难以存世。但因为苏区百姓对红军有极深的感情，有人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将一个控告箱藏了起来，并一直保存到解放。目前，这个控告箱就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成为历史的生动见证。
设立控告箱是工农检察部大力打贪反腐的具体体现之一。事实上，工农检察部一直非常重视通过检举来发现贪污腐化行为。
1933年年底，工农检察部发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进一步对怎样检举贪污浪费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分别为：
一、要提高对于贪污浪费的警觉性。检查贪污浪费现象，要从小处着眼，往往能从小的事件查出大的问题来。瑞金的大贪污案就是从灯油浪费这样一件小事着手查出来的。
二、贪污浪费常常不能分开。浪费多的地方往往藏着贪污分子在内，不制裁贪污分子就不能完全消灭浪费。
三、发动群众反对贪污浪费。一个贪污案件如果不发动那个机关的全体群众，就不能彻底调查清楚，就不能杜绝以后再产生贪污事件。
四、要注意许多机关里的贪污浪费。一切经手收钱用钱的机关，都有贪污浪费的可能。
五、要根据中央政府新颁布的惩治贪污浪费法令从严治罪。要求每一次检举都要有结论，都要采取必要的处置。
由此可以看出，中央苏区对一个“贪”字始终高度警惕，打贪反腐可谓不遗余力。
为了挖掘更多有关工农检察部的历史，记者又前往距离叶坪革命旧址群约7公里路程的沙洲坝革命旧址群采访。1934年，工农检察部改称工农检察委员会，由项英担任主席。工农检察委员会的旧址就在沙洲坝革命旧址群内。
透过工农检察委员会的旧址平面图，大致能了解其机构设置情况，包括控告局、总务科、通讯局、中央工作团等，还配备有巡视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农检察委员会建立了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组织。严帆说，此类群众性组织接受工农检察委员会的管辖和指导，扮演了“助手”的角色。
这个“助手”要干些什么？武汉五大会址纪念馆内收藏了两份文件，分别是《轻骑队的组织与工作大纲》《突击队的组织和工作》。从文件来看，突击队主要是以突然检查的形式来发现隐藏在国家机关或企业内的官僚腐化问题。而轻骑队则设立在共青团组织中，由青年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组成，是“与官僚主义消极怠工，和贪污、浪费、腐化现象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轻骑队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吸收广大青年工人、农民以及一切劳动者，为了正确地实现党和政府的政策，不受官僚主义的曲解和阻碍，轻骑队就是一种群众监督”。
凭借工农检察机构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党在苏区执政期间，做到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今天党的治国理政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
国酒茅台世界闻名，80多年前红军保护茅台酒的故事也随茅台飘香至今。而这只是长征中红军纪律严明的无数故事之一……
遵义会议纪念馆里有一个展区，陈列着馆里从民间收集的大量门板、床板、石板，上面都用大字写着红军的标语。正是通过这些标语，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纪律要求家喻户晓，而红军守纪守规的形象也随着红军总政治部的一道道布告、文件、训令而树立起来。
4月24日，从遵义乘车前往习水县土城镇四渡赤水战场遗址。路过茅台镇，天下大雨，却依然无法挡住浓浓的酒香源源不断地飘进车里。
81年前，1935年3月16日，攻占茅台镇的红军战士同样闻到了这样的酒香。为了保护茅台酒生产作坊不受损失，在生产茅台酒最多的成义、荣和、恒兴三家酒坊门口，红军总政治部张贴了《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知》。
民族工商业应该鼓励发展，属于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制的茅台老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巴拿马金奖，为国人争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甑、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将士切切遵照。
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与保护茅台酒相类似，在两年的长征过程中，红军总政治部和各军政治部发布的严守纪律的命令还有很多。比如：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时，总政治部在城内主要街路上广泛张贴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写道：“红军所到之处，绝对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的部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
1930年8月，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政治工作的领导，中央成立了红军总政治部。同年10月，中央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第一部基本法规。
除了做好群众纪律的对外宣传和对内管理之外，阅读长征时期总政治部发布的一道道命令，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所提出的纪律要求之严格，也能够准确的看出它们在无比艰难的环境中对激励士气、鼓舞战士勇往直前起到的巨大作用：
1934年11月25日，湘江战役前夕，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央及总政治部下发《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此战役须经过粮食较缺乏之两个大山脉，并要克服二条（河）道与开阔地带及部分的敌人堡垒。野战军应粉碎前进路上敌人之抵抗与击溃向我翼侧进攻及尾追之敌，任务是复杂与艰巨的。但由于敌我部队质量之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耐劳，可断言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为着胜利的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政治工作人员应不倦的政治宣传与鼓动及个人的模范，克服战斗员中的疲劳、落伍与各种动摇……最高限度的提高全体红色军人的战斗精神、顽强抗战及其坚定性。”
1935年2月18日，四渡赤水战斗正酣，长途奔袭之下的战士们疲惫至极，红军总政治部适时发出《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要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向支部工作最薄弱的连队进行突击，建立模范支部，发展党团员，加强党团员教育，最高度的发扬好党团员的积极性与领导作用。”
伴随着道道军令，还有各级政工干部的身体力行。长征初期，针对部队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斗争环境日益严酷的特点，政工干部们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开展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励了广大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
厉华研究红岩历史文化长达30余年，不仅遍览相关史料，更亲身接触过不少历史当事人，掌握了大量历史细节。更为重要的是，多年来，厉华奔走于全国各地，大力宣讲红岩故事，其特有的生动细腻、激情澎湃的宣讲方式，给广大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1年，厉华受邀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岩，进一步扩大了红岩历史文化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他本人亦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虽然名气越来越大、社会活动越来越多，但厉华未改初衷，始终坚持把弘扬红岩精神作为自己最大的责任与使命。因此，当他接到本报特别报道组的采访邀请后，第一时间欣然应允。
为了更深入地呈现相关内容，报道组把讲坛搬上纸面，请厉华在辽宁日报开讲。这一次，厉华将纪律作为回溯红岩历史的线索，详细讲述了那些守纪与违纪的人物和事件，并且还深入剖析了红岩先烈在牺牲前夕向党谏言、提出八条意见的根本原因。
红岩先烈总结地下党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党留下最后的嘱托。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向党组织上交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报告第七部分“狱中意见”中列举了八条意见，分别是：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叛徒冉益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在群众面前展现模范带头作用，那是做给群众看的。”这种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作风，正是导致他最终叛变的关键。
为什么川东地下党组织会遭到重大破坏，为什么大批同志被捕？不是因为敌人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川东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出了问题。狱中同志在牺牲前总结地下工作的教训，提出“狱中八条意见”，为的就是不让我们的党再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用生命向党谏言，用生命来表达对党的忠诚，更加映衬出叛徒丧失信仰、丧失坚守、丧失党性原则的可鄙与可耻。
从地下党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到副书记冉益智，此二人叛变的肇因都是无视党的纪律。我们回顾红岩历史时会发现，凡是不执行纪律的时候，党组织就会出问题； 凡是执行纪律的时候，党组织就是坚不可破的。先说刘国定，面对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他开始盘算个人前途，计划革命胜利后让自己生活得更加体面，为此，他挪用党费搞投资，犯了以权谋私的大忌。被捕后，敌人用官衔诱惑他，他真的上了钩，不仅出卖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情况，甚至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也供述给了敌人。再看冉益智，他给别人讲起革命道理来是义正词严、头头是道，很有号召力、凝聚力，但道理放在自己身上就变成了另外一回事。一次，冉益智在当时的万县领导，特务一，他先落荒而逃。后来有学生问冉益智为什么跑了。冉益智狡辩说，见势不好，立刻就跑，是斗争策略。他的做法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站在今天来看，刘国定和冉益智是典型的知行相悖、两面派，不严于律己导致利己主义、官僚主义的滋生。
还有一个例子值得一说，就是红岩的第一个叛徒任达哉。任达哉是党的交通联络员，肩负的任务是上传下达，然而他违反纪律，越权擅自决定考察党员，结果中了敌人的圈套，被捕入狱。整个链条的坍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试想，如果任达哉严格执行纪律，不做责任范围之外的事，而是将有关情况向上级汇报，那么，后来一系列的被捕和牺牲事件或许就不会发生。任达哉被捕后，也非常懊丧，本打定主意决不招供。甚至敌人打断了他的锁骨，他也没有吐露半句党的秘密。但敌人发现他过去曾在军统工作过并填写了一份登记表，威胁说要公开，任达哉的防线一下子被攻破了，因为他没有如实向党汇报，以为自己不说便没人知道，所以，当敌人以此作要挟时，他害怕党误解，没有坚持对党忠诚，选择了叛变。不过，要说明的是，任达哉在狱中没有继续叛变，他几乎不说话，最后走向刑场时也没有懦弱的表现。但尽管如此，他出卖同志的罪行也难以弥补。因此，在重庆解放后，他仍被定为叛徒。从这一人物的命运能够准确的看出，违反纪律，对党不忠诚，不实事求是，结局就是自己毁了自己。
1949年1月，党中央在香港召开会议，分析总结川东地下党组织为什么接连出现叛徒。会议认为，最终的原因在于领导层的思想腐化，生活堕落，只求名利，不做具体工作。中央南方局在训练党员时要求党员须做到党性人性的高度统一。党性人性怎么来实现统一，要修身律己，要有使命感和精英意识，要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党员必须有精英意识，有强大的使命感，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将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不惜抛弃一切来维护党的利益。一名党员，若是没有“我来栽树后人乘凉”的使命感，是不可能做到杀身成仁的。
红岩先烈身陷牢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表现出凛然大义。在那些关于牺牲的故事里，我们没看到惊慌、恐惧或是哭泣，反而感受到一股强大的为国捐躯、为党献身的热血激情。在迈向刑场的途中，他们内心所想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党的事业、祖国的未来。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党员干部更加不能辜负这份饱蘸着鲜血的重托。
对于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说，考验依旧存在。“狱中八条意见”不仅没有过时，甚至更有现实意义。怎么样才能做到不辜负革命先烈的重托，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时刻警惕腐化意识的侵袭。抵御腐化意识侵袭的方法是慢慢地增加党员干部的教育和训练。
知道中央南方局如何教育训练党员干部吗？南方局给党员干部出了一道题：在战场上遭遇枪口炮口，能做到临危不惧，但面对敌人长期的监禁折磨，乃至于死亡的威胁，怎么样才能做到不变节、不投降？任何一个人都要围绕该题目写一篇文章，少则3000字，多则5000字。上级领导不仅要看文章，还要找谈话。你说你不怕死，家里有没有父母，有没有妻儿，你死了，父母妻儿怎么办？你说你为了革命可以什么都不顾，一切服从党的安排。但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不要家庭，不管家人吗？当然并非是。你要学会保全自己，要学会应付复杂的斗争局面，这才是这道题目的关键。
南方局深挖党员干部的思想，从根子上教育训练党员干部，实际做到使他们脱胎换骨。现在，对于党员干部的教育训练也要力争做到这么深入细致，对于党员干部思想深处存在的问题也要做到刺刀见红。
今天，党要获得群众信任，要巩固执政基础，必须抓好党员干部的教育训练，这样的一个问题不抓好，别的问题都难以处理。做好做实党员干部的教育训练，首先要避免形式化。教育培训党员干部，关键在方法，要强调实践和学习的内容，要紧跟思想变化，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常常讲党员干部要有正能量，如何获取正能量？多读书，特别是读经典，就能获得正能量。同时，正能量也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于内心形成的一种价值判断。只有真正在心底坚定“我是党的人”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才会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
另外，党员干部不能不懂历史，要“学史爱党、知史爱国”。要对党有感情，必须要学党的历史呀！我在全国各地讲党史，听众常常提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人还会提出质疑，有些错误的认识明显是因不了解党的历史造成的。坦白说，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党史国史，当中也包括部分党员干部。有时我给党员干部讲课，讲到一些我认为应当是他们熟知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却表现出非常陌生的表情。如果现在在党员干部群体中做个问卷，调查一下大家读过几本党史、国史的书，我想结果不会太乐观。
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决定着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忠诚与背叛。树立健康的生活态度，构建正确的价值取向，需要依靠不断地学习。这是当下党对党员干部展开教育训练的一个关键节点。